道是“忧郁”却惊奇

——为经济学大师立传的新发现

澳门今晚开生肖外部董事 马传景

两年前，薛晓源博士提出，为了表达对已故大经济学家的尊敬和纪念，也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经济学、热爱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家，他来画像，我来作传，我们合作搞一本《大经济学家－世界100位著名经济学家画传》。现在这件事完成了，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为100位中外大经济学家作传，无异于写一部经济学简史。我本以为这是一项沉闷的工程，不成想类似于考古发掘，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断发现宝藏、遇到惊喜的过程；一直被我视为畏途的经济学发展史，原来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鲜活有趣的线索，整个写作过程颇有点“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的暗喜和心照不宣。

“忧郁”的经济学与个性张扬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对人类的前途持极度悲观的态度。拜他所赐，经济学被称为一门 “忧郁的科学”。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经济学家也是一群忧郁而沉闷的人。殊不知，不少大经济学家个性鲜明，独立特行，所作所为都在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英国经济学家小穆勒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典型的情种。小穆勒25岁时遇到了一个伦敦商人的妻子哈里亚特·泰勒，一见钟情。在等待20年后，泰勒成为了寡妇，他终于娶她为妻。熊彼特快30岁时喜欢上了一个12岁的女孩，她是他母亲看门人的女儿。他安排这个叫安妮的女孩接受教育，让她在达到结婚年龄时与自己结婚。熊彼特39岁时与22岁的安妮结了婚，为此他整整等了10年。

熊彼特年轻时曾发下宏愿，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最伟大的骑师。前两点他显然做到了。至于成为最伟大的骑师，他说这太难了。这不妨碍他终生酷爱骑马。有的书中提到，他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去哈佛的课堂，成为当时的校园一景。

有的经济学家天生长了一副硬骨头，“不事王侯”不屈身，拒绝低下高贵的头颅。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微克塞尔蔑视社会习俗，因为讲课时发表渎神的言论而坐牢服刑两个月。在致瑞典国王的教授职位申请书中，因为带有“国王陛下的最忠顺的仆人”之类标准的套语，他拒绝签字，因而迟迟不能当上教授。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后，不久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拒绝参加批判会，并且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寅初被撤销了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此后几十年内从政坛和学术界消失。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压垮。马寅初1982年去世，活到100岁，等到了云开日出。

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时，人们说他像老母鸡护着小鸡一样，保护着他的学生们。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本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某中学，不适应数学教师的岗位，工作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王亚南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让他返回母校，让他安心从事数学研究。后来陈景润科研取得了成果，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要调他去工作，又得到了王亚南的成全和支持。凭借“1+2”的大偶数理论科研成果，陈景润终于登上了世界数学高峰。

天差地别的人生际遇

梳理经济学说史，不仅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宝库，他们天上地下的人生际遇，也着实令人怅然兴叹：有的玉堂金马，钟鸣鼎食，有的则饥寒交迫，穷困而死；有的极尽荣耀，名垂后世，有的则闾巷埋名，不知所终。

英国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立功立言、学问事功、风光无限，在经济学家中几乎无人可以企及。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建立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被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的三大革命。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学发展和现实经济生活一直施加着重大影响。他是1919年巴黎和会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1944年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参与筹划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并在两年后出任世界银行首任行长。凯恩斯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42年被封为勋爵。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官，还是银行家、艺术品收藏家，出任过多家大公司董事，与俄国漂亮女芭蕾舞演员结婚。

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中，既有像凯恩斯这样的幸运儿，也有不少命运的弃儿。

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身后，崛起了德国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主宰德国经济学界长达半个世纪，并顽强地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抗衡。作为这个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一生坎坷失意，所有倒霉的事都被他摊上了。他曾被剥夺大学教授教职，一次被德国政府判处监禁而仓皇出逃，一次因卷入财务丑闻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他本意要忠心报国，提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却屡屡因此而获罪。他经营农场和投资血本无归，以致终生穷愁潦倒。从事科学工作则一事无成。从事新闻舆论工作，往往被同道误解，被政府迫害。1846年11月30日，在德国库夫施泰因小镇，晚年的李斯特由于政治失意、疾病缠身、穷困潦倒，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手枪扳机，自杀身亡，享年57岁。

然而，李斯特的同胞艾哈德，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经济学家，都取得了极大成功与声望。艾哈德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弗莱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还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历任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长、副总理、总理，组织和领导了整个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就使联邦德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他因此成了联邦德国 “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并与阿登纳总统一起被称为“德国复兴之父”。艾哈德81岁时辞世，联邦德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几位出生于俄国的经济学家的不同遭际，特别令人感慨兴叹。康德拉季耶夫是经济长波理论的创立者，库兹涅茨是经济统计分析的先驱，里昂惕夫则发明了著名的投入产出研究方法。他们因为各自的理论贡献，成为世界级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里昂惕夫选择了移居欧洲、美国，先后在世界著名大学任教，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享有无上的荣耀。康德拉季耶夫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先后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任粮食部副部长，担任前苏联重要经济研究机构负责人，协助制定了苏联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他虽然基本赞成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后来实行的片面重视工业发展而忽视农业发展的政策。1928年被解除职务，两年后被逮捕。1931年受审，被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改判死刑，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像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康德拉季耶夫死亡的地点不详，日期不详，怎样死的不详，就那样人间蒸发了……

经济学家是否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富人？这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的确，历史上是经济学家、也是巨富的不乏其人。配第年轻时在爱尔兰担任土地勘测员，几年内就成为拥有5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晚年则成为拥有27万英亩土地的大富翁。李嘉图25岁时就成为百万富翁，死前身家达到相当于现在的7500万英镑。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一些经济学家早年成名，靠出版著作、为报刊撰写专栏，数钱数到手发软。然而，也有的经济学家一生穷困潦倒，“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蒲鲁东创办“人民银行”，两个月后即关张。后因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被判3年监禁。出狱后被迫流亡，最后穷困而死。马克思在伦敦的流亡岁月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经济上处于极度贫困和精神极端痛苦之中，他的7个孩子中只有3个女儿活了下来。马克思从未通过写作赚过什么钱。他曾对女婿法拉格说：“《资本论》的稿费甚至不够付给我写作时抽掉的雪茄钱”。马克思主要靠变卖家具、首饰、继承遗产、接受捐赠和恩格斯的无私资助维持生活。

被埋没的经济学大师

经济学家成名，有几个必备条件：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语言发表作品。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这样幸运。

学术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密切相关，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实际上需要国家地位的加持。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部分时间，是法国的世纪，18世纪早中期到20世纪前半叶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后半叶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因此，魁奈的重农主义经济学说成为十八世纪前半期流行的经济理论。18世纪中后期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多出自英国，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小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等等。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家多出自美国。而屠能、戈森、微克塞尔、明塞尔、卡莱茨基等一批经济学家虽然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因为不是来自英美国家，或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者用德语、法语出版著作，或者过于领先于时代，他们的理论有的在死后多年才被发现，有的贡献被忽视或抹杀，发明权全部归功于另外的经济学家。

卡莱茨基是波兰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卡莱茨基就创立了资本主义的动态经济学，建立了反危机和实现充分就业的理论体系，不仅先于1936年凯恩斯《通论》3年提出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内容，而且他的垄断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微观基础和动态分析胜过凯恩斯的《通论》。但是，直到逝世后，人们才认识到卡莱茨基经济理论的价值。凯恩斯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卡莱茨基的工作有任何关系。据说，在琼·罗宾逊夫人引见下，他们二人曾经见过一面。凯恩斯对卡莱茨基非常冷淡，卡莱茨基出于尊严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经济学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肯定了卡莱茨基的贡献。

大约在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微克塞尔就对经济学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打通了价格和货币理论长期分离的状态，建立了统一的货币价格理论，用以分析经济周期；他关于公共物品的研究，成为后来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渊源；他提出的克服宏观周期波动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但是，由于微克塞尔地处偏僻的北欧，他的经济理论长期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他逝世后许多年，哈耶克等经济学家才肯定了他的理论是了不起的贡献。对于微克塞尔的经济理论贡献没有得到充分承认，他的一众弟子始终耿耿于怀。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说过：凯恩斯革命只是一种盎格鲁－萨克森现象，对于在微克塞尔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我辈瑞典学者而言，凯恩斯的著作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革命性突破。经济学界还有一个传言：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夫人本来是197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热门，结果那一年的奖项却意外地授给了籍籍无名的康托罗维奇和库普斯曼。有人猜测，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对罗宾逊夫人否认微克塞尔先于凯恩斯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报复。

君子好辩：经济学说史上的大论战

君子处世，“岂好辩哉？不得已也”。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尤其好辩。一部经济学说史贯穿着各种论战。既有不同学派之间的论战，也有同一学派内部的论战；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论战，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内部的论战；既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的论战，也有非常相近的观点之间的论战；既有具有理论意义、促进了经济科学发展的有益论战，也有意气用事、损害了经济学声誉的无谓论战。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说史就是各学派之间的论战史。

经济学说史上重要的论战有重农学派与重商学派的论战、德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古典学派之间的论战、“两个剑桥之争”、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争、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之间的论战、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论战、列宁、卢森堡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等等。

在大经济学家中，哈耶克可谓一生好辩，挑起或参与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次大论战。他因为这两次论战而名声鹊起，职业生涯也因为这两次论战而黯淡。上世纪30年代初，欧美国家正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凯恩斯出版了两大卷的《货币论》，提出政府要干预利率，增加货币供应和财政支出，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就业，使经济走向复苏。当时刚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哈耶克，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激烈抨击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指出正是由于政府干预了利率，放宽了货币供应，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了危机。现在凯恩斯提出进一步干预利率，增加货币供应，是用错误校正错误。凯恩斯看到哈耶克这篇长达26页的书评后，十分生气，发表文章予以回应，语言也很不客气。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文章发表后，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纷纷加入战团，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由于凯恩斯当时正如日中天，哈耶克比他小了16岁 ，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这场论战以凯恩斯完胜而结束。

哈耶克加入的第二场论战是1933-1936年奥地利学派和社会主义阵营关于计划经济的论战。这次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是主将，哈耶克是助攻。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体系中，生产和消费活动十分复杂，计划部门不可能掌握全部必要的信息，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的、错误的，只能实行分散决策。这种论证本身就为计划经济留下了“后门”。如果中央计划部门具备了足够强大的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实行计划经济就有了可能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将奥斯卡·兰格就提出了“计算机社会主义”，与奥地利学派对抗。由于奥地利学派理论本身的不周延和当时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蒸蒸日上，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形成了对比，这次论战中计划经济的主张实际上是占了上风的。

两次论战后，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转而从事心理学、法律、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以致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经济学界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在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充当了旗手。他关于消费需求取决于长期收入、货币数量论以及自然就业率等观点，都说明了增加货币供应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是没有作用的。除了货币主义，二次大战后在美国还产生了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等学派，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从不同的角度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经济“滞涨”，凯恩斯主义理论对此无法做出解释，也没有应对良方，一时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在理论上占了上风。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遇到经济萧条，各国政府采取的主要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

至于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论战，“两个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和处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大学）之争，以及经济学界的其他一些争论，人们认为实际上论战双方之间的共同点大于其分歧。这些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

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没有价值

如果从1621年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的代表作《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表算起，人们重视经济学理论探索，已经有300年了。300年间，经济学不断发展，重商主义、重农学派、英国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轮番在经济学舞台占据主流地位，历史学派、弗莱堡学派、北欧学派、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等也分别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起源上看，经济学是伴随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登上社会科学舞台的。因而，从根本上说，近代以来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性质及其有效运行问题，经济学发展也存在着这样一条主线：亚当·斯密提出和解释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有人说，斯密的《国富论》提供了迄今为止70％以上的经济学知识），以后出现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围绕斯密提出的问题，增加、补充我们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纠正我们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使这门学科逐渐向科学接近。这是近代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大致可以说，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学就是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其它理论或学派都是支流。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应当抓住这条主线，否则就会不得要领。

经济学发展经历了百川归海的过程，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并不意味着300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其它探索完全失去了理论意义，原来曾经辉煌或者昙花一现的理论都是有科学价值的。应当知道，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既从众多经济学支流吸收了营养，也舍弃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看。

今天看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已经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了。但也不能否认它对经济学发展的间接贡献。比如，重商主义者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鄙视，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成了现代公司的前身等等。同时，重商主义者热心收集和保留系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的做法，也是留给现代经济学的宝贵遗产。

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普遍的经济发展规律，反对自由贸易，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出于落后国家摆脱落后状况的需要，李斯特等人提出要更重视财富的生产力而不是财富的数量，经济落后国家的政府要干预经济，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这些观点仍然具有参考价值。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要实行替代进口的政策主张，与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就是一脉相承的。南美国家一个时期实行出口替代政策，的确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同样的政策，很快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改弦更张，按照“华盛顿”共识，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开放政策，九十年代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一系列经济乱象，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值得深思的。

凡勃伦等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缺乏完整、严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们的著作不像是严格意义的学术论著，更像是具有讽刺和揭露作用的文学作品。但不能因此认为制度学派的理论毫无价值和启发意义。他们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寻求所谓的永恒的经济规律的静态观点，提出不仅要关心“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关心“如何到达这里”的问题，因而经济制度的演进和功能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们还提出制度不仅包括有形的组织和机构，如银行、监狱、医院等，而且包括社会习俗、习惯、法律、信仰、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源头。

我们要学会尊重历史，对历史尤其是思想史不能持轻薄态度。

注：原文载自“经济学家茶座Teahouse”公众号，本次发表有改动。